道家道教研究的拓荒者王明道家道教思想研究

蓝网道家思想网

【哲学家追“思”⑥】

作者:陈夏燕一勤(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

王明(1911-1992),字泽诚,号九思,是国内外著名的道教学者,也是近代以来我国道教研究的开拓者。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学术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史学研究室主任中国哲学博士,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 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总之,王明对道家道教研究有以下突出贡献:一是他以深厚的文学功底,对《太平经》、《抱朴子内章》、《无能之子》等进行了梳理和研究。 . 几部重要的道教经典,特别是《太平经》和《抱朴子》,是早期道教的重要经典,也是魏晋仙道的重要经典; 他对一系列道教经典的思想原理进行了深入研究,是较早研究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学者之一。 这些研究创造了现代道教; 一批优秀的同仁和学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学子,使他开创的道学和道教学术研究在当代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趋势。

潜在研究与思考:王明的学术探索之路

1941年至1949年王明在中央研究院学习和工作期间,学术重点是道家重要经典的训诂考证。 1949年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1950年被选派到中国人民大学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党史。 回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后,还参加了艾思奇教授的辩证唯物主义班。 这种转变旧观念、接受新观念、适应新环境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对王明后来的学术研究影响很大。 与那个时代的学者一样,他的学术观点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读者从他这一时期的文章中不难发现这一点。 1979年后,拨乱反正,学术研究逐渐走上正轨,他的思想也更加开阔。 他的研究从哲学史扩展到文化史,思想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王明一生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学术的追求。 在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读书期间,涉足文学、历史、哲学等各个领域。 这些大学丰富的学术滋养,加上他自己的勤奋学习和探究思考,为他日后的学术发展和自主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驰骋在广袤的文化田园后,他将研究重心放在了道家道教上,这成为他大半生的学术兴趣。 早在1939年就在唐永通先生的指导下学习道藏。 1941年至1949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 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几篇关于道教的重要研究论文。 1949年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他的研究也涉及到中国造纸术。 1957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后,得以继续他所钟爱的道教研究,并发表了重要的道教著作。 此外,他还参与了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国哲学史选编》工作。 和现代系的哲学史。

难路青丝:披荆斩棘整理道经

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期间,王明阅读了大量道教经典,研究“走上了历史语言学的道路”。 其后,先后在《史语学社》等报刊发表《易经·残通启考》、《老子和尚公张居考》、《论部分之虚》 《太平经潮》、《黄庭经考》、《元气论》、《论人》、《儒释道论报》、《老子论》、《曹操论》俄罗斯汉学家谢尔盖·菲洛诺夫将这些研究描述为“辉煌的考据分析”,以下将介绍其中最重要的四项,奠定了王明在道教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地位。

《道集》浩浩荡荡,5485卷,512字。 是一本道教经典及相关书籍的大丛书。 自唐初以来,已有1300多年的编纂历史。 收藏了大量的道教经典、文集、科仪、戒律、符文、法术、宫山志、仙记、道教传记等,以及各家流派的一些失传著作。 这是一本珍贵的书。 佳能。 但直到1911年刘师培在《国粹学报》发表《独道藏集》时,还没有人研究过这套丛书。 因为道藏的许多典籍既无作者也无年月日,真假参半,篇章残缺,乱七八糟,几乎无从下手。 四处张望,王明只能凭借深厚的史文字学知识、娴熟的训诂考据和敏锐的学术眼光,开始整理道经。

清代董德宁曾提到:“道教古书有《道德》、《残通》、《黄庭》。”论外丹,《黄庭》论内丹,它们都是经典,都是非常珍贵的。”于是他从这三部最重要的道家经典入手,一一考证。王明在认真考证史料和原著的基础上,完成了《老子和尚宫注》考证。在弄清成书时间(东汉)和作者(汉假托《老子和尚公注》中的和尚公),他发现旧派从西汉到三国时期经历了三个变化。二是从东汉中叶到东汉末年,黄老为长生之术,主要用于修身; 三是三国时,行旧者,既不治国,不治世,又不修身。 争论。 《老子和尚公章局》标志着哲学道教向宗教道教的转变,是道教形成时期的重要文献。

《周易残通气》被誉为“丹经之祖”,其学说与天文历法相融合。 朱熹评价它“难读”,其词多为比喻,“让人难以理解”。 前人对其完成度也有疑虑。 张新臣甚至在他的《假书通考》中将《禅童奇》列为假书。 王明是近代以来最早研究《周易残通气》的学者之一。 在屈彦飞看来,近代研究《周易残通奇》的人可分为“科学派”和“思想派”两大类。 王明是“学派”的开创者,其著作论证严谨,考证审慎,影响甚大。 即使在今天,他仍然受到各种研究人员的重视。 他首先在严谨考证的基础上,对《周易沧通气》的问题进行了说明。 在此基础上,他考察了汉代学术的演变,指出魏伯洋以《易经》通晓其他经典,秉承《经世易》、《易微》和黄老自然之道,旨在修炼侍奉大丹而已。 与汉人学“易”以推算灾祸、占时节不同,《善通气》开创了以“易”为丹药的先河,对后世的内丹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另一经典《黄庭经》分为内外《玉经》。 从晋代到宋代,许多人阅读、注释、研究《黄庭经》,几乎形成了黄庭学。 但此书的出处和作者并无准确记载。 有说苦帝在苦帝时降世,也有说是太上道玉辰君写了《皇庭内篇》。 这些都是宗教神话。 王明从《魏夫人传》考证,认为“魏晋时黄亭思想盛行,僧人或有七字韵黄亭草秘集。细研之,作定本,写之;或由道士口述,其妻录之,详解”,指出《黄庭经》无与老子有关,却与魏夫人有关。 就该经的成书时间而言,他指出,魏晋时期,秘藏中已有“黄庭经”一草。 九年左右。 《黄庭经》是内丹宗的养生之书。 它将早期道教书籍中的脏腑说扩展到五脏六腑五官神,甚至全身八神和二十四谛。 室内维修的重要经典。 他的这些研究成果前所未见,对现当代道学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期间,王明还研究了另一部重要的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 《太平经》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篇。 每部17卷,全书共170卷。 内容复杂,自成一体。 各家学说均受此书影响,被学术界誉为“道家第一经典”。 但《太平经》大部分流传到近代,《正统道藏》和唐代抄录的删节《太平经钞》仅存五十七卷。 王明通过校对残本《太平经》、《太平经朝》等27种语录,并添加“校对”、“增补”、“附赠”、“保存”,将残缺的《太平经》恢复到170部. 十卷本原貌于1960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书名为《太平精河派》,再版时增加了敦煌出土文献的有关内容。 王明在晚年总结自己学习的经验教训时认为,《太平精河派》的编纂方法“比较客观、周到,一些同志担心搞砸原文的担忧可以彻底解决”。驱散。这似乎是一种令人向往的体验。”。 道教巨著《太平经》的断代是道教史研究中最为关键的成果,为道教史和道教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 这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杰作,是开创近代道教的标志性成就。 自出版以来,得到了学者们的充分肯定。 第一版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好评。 日本学者吉冈义丰说:“此书在印制现存道藏和太平经全文的同​​时,搜集了各文献中引用的遗存遗失文本,对全文和删句进行了仔细的校订。”据说难以阅读. 王明学校版的句子阅读虽然还有问题,但是作为一个指标还是很有利的。 王本一出,为《太平经》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的文本。 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 荷兰汉学家马内斯对王明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认为:“王明不仅在《太平经》上加上了西式标点符号,而且更正了15世纪编纂的《道藏》。 错误,并从各种古籍和百科全书中搜集资料完善了《太平经》,还完成了一些宗教图片。”法国学者郭爱思认为:“虽然《太平经和学》存在一些不足(如标点错误),惟王明善用诸典,精益求精。 这也成为后来各版《太平经》的范本,被广泛采用。”取自王明统一校书。

以校统一版《太平经》为基础,王明完成了多篇《太平经》论文。 过去,学术界特别是国外怀疑《太平经》是伪造的,甚至有学者不敢引用这部著作。 王明认为,唐永通先生基本解决了《太平经》成书时间的问题,但还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太平经》甲部的真伪。 因为《正统道藏》中的《太平经》,人们最早接触到的是《太平经朝·甲部》,而这一部分是有问题的。 因此,他完成了《论《太平经潮》甲部之谬误》。 通过文献本身的比对、体例分析和考证,他认为《太平经朝·上部》并非原著《太平经》。 卷一至卷十七的内容是抄袭魏晋《灵枢子文》赝品。 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太平经》的时代与作者论。 他通过研究《太平经》用词特点、社会风俗和思想内容,判断现存《太平经》除甲部外,为汉代经典。 王明对《太平经》的研究始于40年代编撰《太平经》,1987年出版了《《太平经》与《抱朴子》的文化史价值》,可以说是贯穿他的学术生涯。 除了整理《太平经》和研究文献年代,他还研究《太平经》的思想和经文所载的道教原理。 王明通过《从墨子到太平经的演变》一文,从阶级基础和思想内涵等方面论述了墨家学说对《太平经》思想的影响,以及《太平经》的传承与流传。变化; 并通过《太平经思想论》一文考察了《太平经》的思想主旨。 在这篇文章中,他前瞻性地提出:当一篇文献中存在矛盾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研究,不应随意一概而论、一概而论。 汉代是道教成为有组织的宗教的关键时期。 对这些经典的考证,勾勒出道教发展演变的概貌和各自特点,成为道教研究的奠基之作,为他赢得了“道教文化研究场”的荣誉。 “先锋”的美誉。

《太平精河派》发表二十年后,王明的另一部代表作《抱朴子内篇小诗》也问世了。 他认为《太平经》和《抱朴子》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道教,并将张氏三人(张陵、张恒、张鲁)所创立的道教团体归为“早期道教”。 修行的道教团体是“神仙道”。 这一划分为以后的道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抱朴子内篇》是仙道的代表作。 本书收录了系统的道教理论和众多的炼丹术,对后世道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抱朴子内篇》传记虽多,但注释甚少(据《华阳隐士志》载,陶弘景有《抱朴子笔记》20卷,《云集七征》亦载,可惜已被丢失),很难解释。 他以孙星衍《平津博物院校勘》为底,参与校校其他十几个版本,并增补校注、标点、批注,成为该书的最佳批注和第一集。 重要参考。 《太平精河派》和《抱朴子内篇注》出版后不断重印,被国内外学术界公认为为后世树立榜样的经典之作。

此外,1981年,王明编着出版了《无能的子小传》。 这是他根据《正道全集》中的《无能之子》,结合景明刻字子慧本等四种书籍编纂的注解本。 被誉为三大“无能”的代表作之一。 吴能子是唐代隐士,也是晚唐重要的思想家。 “无能之子穷,弟子之子寒饥,嗟叹者相随。” 《唐·仪文志新书》说:“《无能之子》三卷不详,光启中隐于民间。此外,典籍对此记载甚少,如陈振孙的《智斋》 《书录解体》仅是《新唐易文之书》的抄本。王明在《五能子注》的基础上,对五能子及其思想进行了考证和研究,完成了《五能子哲学思想》一文。现存关于五能子本身的资料仅限于《万能子·问答》和《万能子序》两篇,他用少量资料还原了五能子的概况和阶级属性,并以此为基础研究了五能子的自然思想。无为和元气自然论。他认为,老庄之后,无能儿子的自然无为发生了变化。绝对排除做事。 他高度评价了无能者的朴素唯物主义,也指出了缺乏辩证法的漏洞。 关于“无能之子”的相关研究以前很少有人做过,而王明的研究可以说是开山之作,前无古人。 后来者的相关研究基本没有超出王明的范畴。

承前启后:远见卓识的文化

20世纪初国内学界开始关注文化史,如卢思勉、丁山等学者的相关研究。 而王明是国内较早将道教研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学者。 1979年至1992年期间,王明从道教文化研究扩展到中国文化史研究,将道教史与整个文化思想史联系起来,视野更开阔,解决了很多问题。看得更清楚了,道学道学的意义也就更加明确了。 显得更加深刻。

晚年从哲学史向文化史的拓展,是王明多年研究和思考的结果,是其学术思想的新升华。 在他高瞻远瞩的视野中,呈现出超越道教和道教文化的宏大人文景观。 向宏观文化史的拓展,使王明对道教的研究硕果累累,道教中隐藏已久的一些价值也得以显露。 这里有几篇文章来说明。 在《周初齐鲁两文化脉络的发展与影响》和《齐文化发展再论》中,他将儒道两派的渊源追溯至姜太公和西周初期的周公旦,在整理中发现了齐文化和鲁文化两条线索。 这两条线索对后来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周初,封于鲁国的周公以“仁慈仁慈”治鲁,后为儒学。 这种文化的优点是虚心求知、美育,缺点是“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家人犯法,父隐于子,子隐于从父上,层层掩饰,纵容奸淫,传宗接代,至今未明。” 另一个严重的弊端是缺乏功利主义的国计民生观念,分封齐地的姜太公以“尊贤立功”治齐,尊重人才,重功用,讲效率,不重父爱重血。春秋时期桓公、管仲争霸,形成了以齐都临淄为中心的蓟夏学术中心,促进了齐国百家争鸣和学术繁荣。战国时期,齐文化主要是道家文化,也包括兵家、法家、墨家的一些学说,而这些流派与道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齐国太公王禄尚所著《太公兵法》,属于道家范畴,可见道家学说与兵家之间的联系。 法家以黄老为主,主名刑。 韩非曾写过《解老》和《雨老》。 黄老帛书《黄帝四经·经法·道法》有“道生法,遵法者得失,明直者明”之说。 他们把“道”作为“法”产生的本体论基础。 . 《太公六秘》也强调“不以私害公”,体现了道家和法家的基本精神。 秦汉以后,墨学断绝,黄老道家继承了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将墨家融入了早期的道教。 可见,齐文化的道家不仅是形而上思辨的,而且相当包容和实用。 汉代儒学盛行后,鲁文化成为历代名门。 学界重视对鲁文化的阐释,而齐文化却不怎么重视,甚至受到打压和歧视。 道教面目现身,直接挑战和抵制执政儒学”,如东汉王充提倡“自然能量”,批判汉儒的天人合一学说;薄景琰提倡“天人合一”无君”;唐朝的无能之子用道家的自然观来考察君臣地位、贵贱贵贱、礼仪之分;宋王安石朝代、近代的魏源、严复都希望从道教中寻求思想资源。与王明同时期或以后出现了对齐文化和黄老道、道教、仙道、方士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层出不穷,直到现在也没有停止过,王明可以说是这股热潮的发起者之一,他在《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文中总结道:炼丹术是变化的概念”,“道家的宇宙学是变化的哲学”。 崇尚变化的道家虽然有奇形怪状的幻想,但它丰富了人们的想象力,激发了人们创新活动的兴趣。

总之,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王明开创的道学研究领域具有深远的意义。 儒家和道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史最悠久、影响最深远,形成了对立又相辅相成的关系。 后来佛教传入,道、道、儒、佛形成三足鼎立。 近代以来,道教与道教已融入世界文明,成为全人类共有的多元文化元素之一。 通过创造性的改造和创新的发展,道家高度的形而上智慧、法则的真理性、超越性和适应性、从事物中涌现出来的审美情趣,会给沉浸在日常忙碌中的人们带来新的精神向往。 “柔”、“德”的理念可以成为社会治理的标准,道教和道家对自然的亲近和兴趣,将不断激励人们去探索自然和宇宙的奥秘。 今天,我们有必要加大对现代语境下的道教和道学的深入研究和阐释; 通过弘扬“道”的道路,可以释放人的创造力和活力,化解生态危机,改变生活方式,实现世界和平,引导人。 活出更真实、更幽默、更搞笑、更睿智、更平实、更温柔的生活,帮助人们更有信心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光明日报》(2021年2月8日第15版)